[转]李开复谈中美学生差异:中国学生无思想

中国社会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采用的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很多中国学生和中国人为了取得这样所谓的“成功”,整天疲于奔命,活得不快乐,怎能积极主动起来?
李开复-中国学生不够积极主动需要指导,美国学生太知道自己的需要.
有一天,我去世,如果要给我写墓志铭,我希望上面写的是’这是一个热心教育者’,而不是科学家,企业家、管理者.
李开复,头顶“比尔盖茨曾经的亲密战友”,“谷歌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等让人咋舌的头衔,却极热衷给青年学生当“精神导师”——专门创办网站来回答学生的各色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情感问题也一一作答;常到高校做免费演讲;将这些整理成书.他真如人所说“不务正业、情感营销,暗藏机心”?中国学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让他牵肠挂肚?
近日,李开复第三本给青年学生的书——《一网情深——与学生的网上对话》出版,记者当面将疑问抛给他.
多数中国学生积极主动性不够 三年回答了三千多问题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两年之内,你不但持续在网上回答学生们的问题,还到高校演讲,现在第三本专门写给大学生的书又推出来了,似乎尽可能多地影响大学生成了你的人生目的?
李开复:我的理想是最大化自己的影响力,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因为有我而更美好.影响大学生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不是终身唯一的目标.每个人做每一件事情就会衡量,我也会衡量是要把时间花在写书上面,还是家庭上面,花在网站上面,还是要帮公司多赚点钱上面.我用理想来做我的衡量,是帮助我做了很多的重大的决定.
青周: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受的中高等教育,个人的经历跟现在中国内地的学生,完全不一样,你为什么自信你的决定会对内地大学生有用?
李开复:我确实对一些细节问题了解得不是很深,但是大学生愿意向我求教,而且三年来我已经回答三千多个问题,我对当代中国学生应该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且我也认为基于学生的信任,我有责任去理解那些我不理解的.我会买很多书来看,碰到我不会回答的时候,我也会先向他们了解背景,所以我对国内的很多情况知道得也许不是很完整,但是绝对比你想象得要多.
有些问题的解答与国家、文化、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目前中国学生不够积极主动,这是中国学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只是考试的机器,大学毕业了, 硕士拿到了,甚至博士拿到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最想干什么,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很难有竞争力.我就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要有积极性,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一种态度.二十一世纪世界是平的,不积极主动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很多学生要人替他们做决定
青周:中国学生积极主动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什么问题上?
李开复:在“开复学生网”上,我每天都看到“只有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样的被动思维.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够替他们做决定,给他们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案.
有些人消极到了非要别人帮他解决问题的程度.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只有你知道你最想得到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最在乎什么,别人怎么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呢?
我几乎不会帮任何人做决定.我更多的是帮他自己怎么做决定,而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青周:中国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开复: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父母、老师习惯越俎代庖帮孩子设计人生规划,孩子从小亲近 “从上”、“从众”,疏远“自主”,事事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安排,养成了被动的习惯,不善于主动规划自己的成长道路,不知道如何积极地寻找资源,使自己的学业和人生迈上更高的阶梯,总希望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走.
我认识不少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子,很聪明,基础很扎实,学习也很好,但无思想,只是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安排,比较没有自己的见解,很少主动去创造什么.
美国学生太知道自己要什么
青周:美国学生不是这样吗?
李开复:坦白说美国学生不认为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在美国也做过一些演讲,但他们更有兴趣的是从我这里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虽然很多的基础知识学得不够,不够扎实,但个人都很积极,都太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才不会让我告诉他们怎么做决定.
在美国,你找一个大学生,他可能无法背诵每一个数学公式,但是他可以给你解释其中的推理;他可能不会背诵《独立宣言》,但是他可以告诉你美国这个词代表了什么;他可能不会背诵高深的哲言,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他从柏拉图身上学到了什么.他会告诉你他琴弹得好,歌唱得好,长得英俊,招女孩子喜欢.他会有一种自信的、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很可能让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中国学生消极苦闷源自“一元成功观”
青周:中美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李开复:中国社会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采用的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社会上讲究排队.四十多岁的人排队,谁最有钱排前面,没有钱排后面;二十多岁的人排队,你在最好的大学排最前面,或者是用高考的分数排队等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一元化的视角下,如果仅以“成绩”和“名利” 来衡量个人、团体乃至社会的成败,99%的人都无法跻身成功者的行列.很多中国学生和中国人为了取得这样所谓的“成功”,整天疲于奔命,活得不快乐,怎能积极主动起来?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做的努力,帮助更多的学生在积极主动性和多元成功观上有一些正面的改变.
青周:你两年内推出的三本专为中国学生写的书,粗粗看过之后,感觉内容有些重复?
李开复:第三本书《一网情深——与学生的网上对话》的内容,本来就是把我在“开复学生网”上回答学生的提问编辑整理出来的,这本书可以说和我第一本书《做最好的自己》关系非常密切.《做最好的自己》主要是把我认为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理想,积极主动等我认为一些中国学生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出来,算是理论上的一种阐述;第三本书则把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些问答、交流中体现出来了,是实践.我第二本书《与未来同行》则是一本教育文集,它本身在各种方面都涉及,我对教育、科技、甚至如何做一个好的家长的看法,并没有专门针对学生.
青周:最近 “开复学生网”变成了“我学网”,是不是因为你太忙不能顾及,准备退出?
李开复:“开复学生网”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公益网站,现在注册的会员已经达到三十多万人,每天也至少有一百多发帖量.这是我和学生保持零距离最好的方式,我会一如既往地在上面和大家互动.
改名是我希望淡化个人色彩,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把一个“来这儿问开复”的网站成长为一个 “来这儿找专家”和“来这儿学习互动、从事有意义的项目”的平台;我希望这里能为中国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帮助成长的资源,包括相关的教育文章和网站学习资源、各地高校学生们的经验介绍和心得交流.
现在网站不仅有近4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我一起帮助同学们解疑释惑,还有数百名学生志愿者积极主动的参与网站的管理和项目,他们成长得非常快,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这个行列.因为成长不仅是看一本书或者听着别人说教,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主动参与.
谷歌允许我用20%的工作时间关注教育
青周:作为一个顶级企业的管理者,每天应该日理万机,你还做这么多与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事情,你也不怕被指“不务正业”吗?
李开复:对我来说,我的确更希望我去世后,墓志铭上面写的是“这是一个热心教育者”,而不是科学家,企业家、管理工作者.
但如果我今天没有在企业界比较成功的话,我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也不见得会那么高,所以我首先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剩余其他的时间再来做我非常热衷的教育.而且,谷歌公司允许员工有20%的工作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我去谷歌面试的时候曾问过,可不可以利用这20%的时间继续我所关注的教育和青年话题.谷歌不仅作出了肯定的答复,甚至还说,我不用担心时间的问题,可以尽可能地去关注我的青年话题.这也是我选择谷歌的一个重要原因.
青周:这20%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开复:谷歌20%的制度背后是信任员工.它所代表的是公司的一种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是吸引人的一种途径.这个措施是一种激励员工主动创新的形式.
那些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含蓄、谦虚、听话的人,可以找一个与之对应的公司.老板会告诉他怎么做每件事情,每天九点上班,乖乖地把事情做完,六点下班,这种人本来也不会选择谷歌.而主动选择谷歌的人从本质上可能已经愿意做那20%的创新了.
在我的职业规划中,我最看重两件事:做人们需要的技术创新,为中国学生做点事情.而谷歌能满足我最看重的这两件事.
采访手记
采访之前,记者被同行告知,像他这样的大牛人兼大忙人,很可能会以忙没时间拒绝采访.记者没有在意,依旧联系.没想到过程出奇地顺利.困难看上去就是是否积极主动联系的问题.
采访被安排在位于清华科技园的谷歌公司四层.进入大厦一层,发现前台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摆着些卡通小玩具、小花束,与一般公司的前台相比显得温馨.
记者是直接被公关部王小姐带上四层的“立夏”房间,据她介绍,谷歌大楼每层的房间都有主题命名,四层房间命名是中国的传统节气,还有楼层房间是中国传统的五音“宫商角徵羽”,还有用《哈利波特》的地名命名,就连每台打印机都有自己的个性签名…… “都是员工们自己想的,然后投票决定.”
采访结束,李开复在“立夏”外的阳台转角拍照.落地窗,几个让人看着就想扑倒上去的软布沙发,可以想象蜷在上面喝下午茶晒太阳的惬意.而沙发所靠的墙上则写着:“Google=Mc2”,第一个o正是爱因斯坦翘着白胡子的笑脸,这也是谷歌员工们的创意,2003年3月14日,谷歌送给爱因斯坦124岁的生日礼物.王小姐又介绍,像这样的休闲小品,公司俯视皆是,都不相同,创意都来自员工.“开复鼓励员工的所有创新”王小姐说.
记者有些明白李开复之所以如此热衷给中国学生当“青年导师”:他是一个如此看重积极主动和创新的人,他又如此希望把这两个重要品质传达给更多的人.
李开复其人:1961年生于中国台湾.曾就读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国际知名的语音识别技术专家,获《商业周刊》1988年“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创新”称号;在苹果公司工作了六年,主管该公司的多媒体部门;1998年7月加盟微软公司,并于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0年升任公司副总裁,现任谷歌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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