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聂卫平在成都一人应战150位围棋爱好者，最终胜率超过91%。场面震撼，成为围棋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在国际象棋世界，盲棋大师 Timur Gareyev 曾闭眼同时对弈48盘，挑战的是人类注意力与记忆力的极限。
但那样的“车轮战”，其实是表演性质的对抗——双方实力悬殊，观众期待的是奇迹，而非平衡。
而我最近开始的一种“车轮战”，看起来不那么惊人，只有三个对手——三个 Claude Code。
这三个 Claude Code 被我分别用于不同的方向：一个生成代码、一个分析逻辑、一个统筹上下文与任务计划。它们能力强大、响应快速、从不疲倦。最初我以为只是多开了几个 AI 实例而已，没什么特别的。但几天下来，我开始意识到：这不再是“多线程”，而是一种新的工作范式。
Claude Code 不会等待，它不会像同事一样观察你的语气、试图感知你的情绪。你不给它完整的上下文，它就只能发挥主观臆断的“创造力”；你指令模糊，它就将模糊的内容放大成误解；你节奏混乱，它也跟着出错。每一次交互，其实都在反向暴露我自己的组织力和思维结构。
很多人会问：“不就是三个 AI 吗？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但这就是比例的错觉。若从产出能力粗略估算，每个 Claude Code 的表现几乎等于十个靠谱开发者。换句话说，我现在像是在同时调度一个30人规模的“隐形团队”。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从不休息、不推脱、不犹豫，时时刻刻在等待输入。这并不是累，而是一种持续被推着成长的感觉。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尚未配位”。
我开始意识到，效率的瓶颈从来不是 Claude Code，而是我。Claude Code 不会犯错，它只是忠实地执行指令。而我给出的那些指令，常常是残缺、含混、上下文断裂的。我过去的管理经验开始失效，我需要的是一种更工程化的调度思维，一种像 orchestrator 一样的心智模型。
令人兴奋的是，我感觉自己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工作节奏：在思考中预设 Claude Code 的角色分工，在交互中清理上下文冗余，在输出中设计反馈与验证机制。就像重新学习“如何工作”一样，我开始从中找到乐趣，也看见潜能。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成长的单位”变了。不再是学习某个新技能，不再是掌握某个新工具，而是对协作结构的掌控力，对信息流节奏的把握力。AI 不会带你成长，它逼你进化。
我现在可以稳定地和三个 Claude Code 同时协作，虽然仍然偶尔感到疲惫，但整体是正向的，是那种“被拉伸”的正向压力。我也在想：如果我未来能驾驭五个 Claude Code，甚至更多，会发生什么？是变成一个“认知调度高手”？还是必须先构建一个“Meta Claude Code”——一个 Claude Code 来帮我管理其它 Claude Code？
聂卫平的150盘车轮战是力量的展示。而我每天与三个 Claude Code 的协作，是一场节奏的试炼、结构的实验、耐力的训练。这也许才是我们这一代开发者真正的战场。
车轮战已经不在棋盘上，而在我们和 AI 协作的每一瞬间。胜负未分，但节奏已定。